注：刊于2013年《南都周刊》第四期 本文有增删
外宣与外媒，经常出现在同一场合，却从事截然不同的工作。
比如重大会议。
两会气质姐
“全美电视台”气质姐们面对话筒的任务，就是华丽丽地配合讲好中国故事。
而像摩尔这样的外媒记者就会歪楼，直接提出那些没有现成答案的中国问题。
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驻华记者摩尔（Malcolm Moore） 被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先生戏称为“高富帅”。
邂逅汪洋
十八大时，摩尔重点关注了广东团。
摩尔在推特上直播见闻，这条信息引起了推友的关注——汪点名让他提问。
“感觉你跟他很熟？”本文作者问摩尔。
他笑着摇头，“是第一次见。应该不知道我是谁，服务于哪家媒体。”
他和汪这次短暂邂逅，擦出了几星火花。
摩尔描述，汪攥着一份《南方日报》进入会场。打断一位自我表扬性起的代表，“打广告要收费的”。
汪要求发言控制在10分钟。
某代表：我还能讲2分钟么？
汪：不能。大家都明白你的意思了。
代表：能来北京我太激动了，心跳得慌。
汪：最好坐着，别犯病了。
摩尔说，见惯了严肃刻板的中共官员，汪洋在会上这么放松，他没想到。
为参加这次报道，他特地在上海订做了一套西装。广东团三个小时的会议中，他一直都站着，位置正对着汪书记。“他应该很容易看见我。”
在记者提问环节前，一位女士过来收集外媒的问题。
“您有什么要问的么？这样我们可以帮助翻译。”
摩尔的问题是个烫手山芋。“我的问题是，高级官员是否应该公布家庭财产？汪书记个人的看法是什么？” 女士把摩尔的问题提交了上去。
他没指望能得到答案。
“我当时想，主持人不太可能点我的名了。”摩尔说。
很容易看出问答环节是事先安排好的。“比如在记者提问之前，工作人员已经把话筒放在了回答该问题的官员面前。”
发布会马上就要结束时， 摩尔几乎绝望了。他下意识地摇头，皱眉。
汪瞅见了这个不安分的记者。
“好吧，我回答一下那位高富帅先生的问题，”汪指着摩尔说。
“有点懵。”摩尔回忆。
他把压箱底儿的问题抛给了对方。
汪没有正面回答。
他告诉我，“In time”（合适时机）。
娃按：这篇文章发在朋友圈后，原广东卫视记者、就读于MIT的李佳佳悄然现身，原来那位客串新闻官收集外媒提问的，就是她。
这位被前广东省委书记戏称为“高富帅”的英国记者，在他位于北京建国门的外交公寓里向本文作者“哭穷”。
“在北京驻站成本太高了。房租贵，出差贵，我们（《每日电讯报》）比不得《纽约时报》啊，” 身高超过两米的摩尔（Malcolm Moore）说。
他小心翼翼算计着报社提供的经费。
2011年底，广东出了乌坎事件，摩尔跟英国总部的编辑报了这个选题。他把从上海到广州的机票，从广州到乌坎的租车费用等预算列了个清单，并且提醒编辑，因为当地已经戒严，这趟很可能会白跑。他问编辑值不值得试一下，编辑回复，“当然”。
在中国做新闻总会碰到这样的困境，花了大量时间和经费，最终报道也做不出来，哪怕你是老外记者。
摩尔和他的编辑这次“赌中”了。电讯报这篇“直击乌坎：一个揭竿而起的中国村庄”（Inside Wukan: the Chinese village that fought back）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，他也凭借此文，获得了英国2012外国记者协会年度新闻奖（Foreign Press Association awards）。
评委会的颁奖词中说，摩尔的这篇报道很有启发性，它讲述了一个“弱者也能发出强音”的故事，“用巧妙的方式为读者描述了当下中国”。
摩尔的名片上印着中文名：马谦，是别人给起的，“我不认识这两个字，在中文里有特殊意义么？”
一点中文都不会的摩尔，却成功地深入了乌坎，并向海外传递着不寻常的讯息。
乌坎事件
摩尔没想到关于乌坎的报道能在英国引起那么大的关注。
2011年9月份乌坎出状况时，他从《金融时报》上看到了相关报道。但没有第一时间去现场。
摩尔准备观望一段时间，看看事态的发展。对于英国读者来说，中国农村的官员腐败，土地纠纷是太过平常的事情。
12月初，村民代表薛锦波死亡，警察已经包围了该村，“我感觉事态严重了，准备去一趟。”
这段时间是外国记者续签签证和记者证，很多记者的护照都交到了签证处，没办法坐飞机，新闻竞争可能没那么激烈了，摩尔甚至有些小庆幸。
“去了后才发现，好多外媒同行都已经在现场了，”摩尔笑着说。
进入乌坎，还靠了点运气。
摩尔和他的新闻助理对当地的地形不熟悉。接近乌坎时才发现遭遇了警察的封锁线。
“到了关卡时，我们前面出现了一辆政府的车。我们租的车贴了黑色的膜，警察从外面看不见我，估计是把我们的车也看成是跟政府官员一起的，一挥手放我们进了村。”
往前开了大约几百米，看到一个用树枝堆成的路障，当时他们不知道这是村民设的还是警察设的，在离路障大约100米的地方停下来观察了十分钟，有一些村民在那里，但不能确定对方的身份，摩尔担心是便衣警察。
“这时我看几个13,4岁的孩子。这下放心了，他们总不是便衣吧。于是我下车向他们走去。”
村民们见到摩尔，非常热情。
他从上海请的一个摄影记者就不那么幸运了。车被挡在了村外，被迫打道回府。
“整个村子没有一个警察，没有一个官员，这是在中国。这种氛围很奇特。海外读者应该能从报道里嗅到些不寻常，他们开始关心遥远的乌坎村的命运。”
BBC等外媒陆续赶到，摩尔帮助他们进入村子。
摩尔在乌坎只待了4,5天。
他住在薛锦波的家里。本来想多待一段时间，但考虑到官员和警察迟早会重新回到村子里，那些接待了外国记者的村民们，很可能会因此受到惩罚。
村民们没有直说。但摩尔感受到了他们的恐惧。
“新闻报道的一个原则就是，不能伤害当事人。”
摩尔离开了乌坎，留在附近继续观察。
之后，越来越多的记者赶到了乌坎。
情况起了微妙的变化。至少在这段时间，媒体的关注度越高，村民就越安全。所以后来电讯报的又派了另一名记者进村。
摩尔告诉《南都周刊》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，没有任何政府官员“提供帮助”或者试图干涉。
乌坎村进行选举时，摩尔进行了回访。这时政府各级部门已经重回乌坎。但没有一个官员愿意接受采访。
原《南都周刊》编辑石扉客的感慨。
尼尔·伍德事件
在《华尔街日报》爆出英国商人伍德死亡事件后，作为英国记者，摩尔自然也把重庆作为他2012报道的重点之一。
他多次南下重庆寻找线索。刚开始没有任何突破，连伍德死亡的具体时间都未能查到。
第二次去重庆的时候，大量的细节就出现了。“但我至今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些当初很难获得的信息，接触的线人突然愿意说了。而且最开初一些看似天方夜谭的传闻，后来在庭审中跟公诉与口供一一对应。”
摩尔认为，到现在为止，伍德是怎么死的还是一个谜。他帮助薄家向海外转移资产的传闻也未得到证实。
另有一些传闻，比如说谷开来指控伍德曾经威胁过薄瓜瓜。“但我们的调查发现，该指控在时间线上出现了矛盾。瓜瓜在美国，伍德在北京，并不是像‘证据’里说的那样威胁发生在英国。”
摩尔告诉《南都周刊》，关于伍德的背景，其实北京的英国商圈里，很多朋友都知道。但都顾忌谈论此事，也许是怕惹上麻烦，对生意造成影响。
现在关于重庆往事，越来越多的细节呈现了出来。
摩尔雄心勃勃。
“我认为如果再下重庆，应该能挖出更多的新闻。”
玉树地震
来中国的4年多，摩尔几乎跑遍了所有的省份。四川和玉树地震，他都赶赴了现场。
回忆起玉树的采访，摩尔说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。
他们从兰州租车直接上了玉树。采访期间就住在车里。高原反应很强烈。头一直疼，助理鼻子流血。“连很多救援队员也病了，包括从山东来的搜救犬。”
在玉树，摩尔第一次见到温家宝。
在玉树市中心的一栋倒塌的商场，摩尔站在废墟的一角。
一辆中巴车停了下来，车门开启后，第一个从车里下来的是温家宝。
温没有做任何停留，甩开身后的军人，从200多藏族民众和喇嘛中独自穿过，直接走上废墟。
摩尔很吃惊。
巨大的废墟上到处都是松动的瓦砾，钢筋和玻璃，人走上去很不安全。温家宝随后在废墟上做了一个演讲。
“他年纪很大了，这么做很危险。”
这是摩尔和时任中国总理唯一的一次邂逅。
钱紧的无奈
《每日电讯报》是英国派驻海外记者最多的报纸之一。但和彭博社，《纽约时报》，《华尔街日报》等比起来，他们的资源还是要多得多。电讯报驻京两个人，摩尔是文字，还有一位摄影，雇佣了一位中国籍的新闻助理。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勤快些。”摩尔说。
纽时的记者，可以为了一篇调查报道，一年心无旁骛，出差不需要打报告，甚至雇一公司帮助调查。“顶级的报道有雄厚的财力支撑。如果我能写出那样的稿子，即时马上退休，也没有遗憾了。”
摩尔认为，英国记者在和美国记者竞争中国新闻报道上，目前处于下风。
和美国同行比起来，美国的读者更认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，他们对涉及中国的新闻，包括中美在各个领域的竞争更感兴趣。而英国和中国，无论从经济还是外交上，都远不如中美关系那么受关注。英国读者可能对英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关系更感兴趣。
有些西方报纸的策略是不设驻外记者，有突发事件时临时特派。
“作为一份严肃报纸，必须保持在国际报道领域的竞争力，”摩尔说，“我个人认为，海外记者站是非常重要的，驻外记者深入驻在国的社会生活，更能写出好的报道。”
他以自己的乌坎报道获奖为例，“这说明读者希望看到驻外记者这类型的报道，采编的投入得到了回报。”
全球的纸媒目前都遭遇危机。摩尔称，他也不清楚自己所在的机构是否能持久地维持高昂的采编成本。
“在网络时代，读者天然以为新闻都是免费的。”摩尔有些无奈。
文涛 Vs摩尔
问：驻华记者大部分都会点中文，有些甚至精通。很好奇为啥你一点中文都不会，能被报社挑中驻华？
答：的确，我中文听说读写都不行。我也曾想过学习中文，设想只要自己刻苦学习，一定能成功。但我低估了掌握这一语言的难度。结果证明，我实在不是这块料。但这个障碍不是不可逾越的，只要用心，也能保证新闻报道的专业性。
问：来中国之前在哪儿工作？
答：2001年大学毕业后加入电讯报。来中国之前，我在罗马驻站，会说意大利语，意大利语相对来说比较简单。2008年，报社要求我到中国驻站，我很高兴，毕竟我有一半中国血统。
问：可否谈谈你的家庭？
答：我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厦门人。外祖父92年去世。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，日本入侵时离开，先去了马来西亚，后来去新加坡定居。小时候，经常听他提起中国。我当时想，如果将来有机会，一定要多了解一下这个国家。
问：现在国内还有亲戚么？
答：外祖父的老家在鼓浪屿。曾去那里寻找过旧居，但已经找不到了。
我母亲能说普通话和闽南话，她出生在新加坡，非常高兴我被派回中国工作。现在母亲这面的亲戚基本都在新加坡。还有三个姑姑和很多表兄弟。
问：你可能是驻华记者里的第一高人了。
答：我妈妈并不高，就是中国女性的普通身材吧。我的身高是遗传自父亲，他是英格兰人，大高个儿。
问：听不出你带英国腔啊。
答：我在新加坡出生。随父母在中东好几个阿拉伯国家都生活过。基本都上国际学校，后来才去英国上了寄宿学校。能说意大利语和法语。但没有学会阿拉伯语。
问：什么时候来的北京？
答：我08年来中国时，先去的上海站。2012年2月份从上海调往北京驻站。原来的驻站记者调回去当美国版的主编。
上海和北京的工作大不一样。在上海的时候主要任务是关注农村问题和南部工业区的经济发展，到了北京，时政成了主要的报道领域。
注：结束驻华等海外经历后，Malcolm Moore 回到英国，担任了金融时报科技新闻主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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